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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岗的崛起，与两个人的离世紧密相关。早年红军主力在南方开展革命斗争时，高岗跟随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从事兵运活动。客观而言，陕北红军的规模和影响力，较之南方红军仍属“小打小闹”。
1933年11月，当中央苏区已开始第五次反“围剿”时，陕北重建了红26军，仅设一个师编制，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全军仅500人。1935年1月成立的红27军，同样只编一个师，全军700人、枪300支。就红军根据地而言，陕北远谈不上兵强马壮。
直至与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陕北才拥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红军部队。后来老帅们回忆时曾表示，若无徐海东部，陕北根据地能否保住尚且难说。
然而世事难料，正是这支并非“兵强马壮”的陕北根据地，最终迎来了中央红军，成为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为解放全中国的起点。
这便是机遇。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作为“外来部队”，许多工作需要依靠本地干部推进，因此，中央需要一位陕北干部的代表，作为沟通中央与地方的桥梁。
红15军团虽可视为陕北部队，但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均来自南方，难以代表陕北；地位高于高岗的谢子长早已牺牲；与高岗资历相仿的王泰吉亦早逝；阎红彦则因受批评调往上海、苏联工作，离开陕北多年。剩下的人选中，仅有刘志丹与高岗。而刘志丹又于1936年4月东征山西时牺牲。
于是，资历较深、地位较高的陕北干部，便只剩下曾担任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就这样，高岗成为陕北根据地的代表。
因此，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不仅是陕北根据地载入史册的机遇，也是高岗个人崛起的机遇——而这机遇，正是刘志丹的牺牲留给他的。
自此，高岗的职务一路攀升，从中国革命事业的边缘干部，逐步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八路军骑兵司令、陕甘宁边区书记，最终升至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与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并列。
对于高岗的崛起，莫文骅曾表示不解。毛泽东解释道：“你们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要知道，中央的政策，如果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莫文骅不服：“这是要挟中央。”毛泽东并未多言，只问他：“多大了？”莫文骅答：“三十岁了。”
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你还年轻，过些年就好了。”毛泽东的意思是，山头是客观存在的。强行削平山头，反而可能使其更加抱团独立；唯有承认山头、包容山头，才能逐步化解山头。
这番道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难以领会，需经世事磨砺方能懂得。
虽然毛泽东的“山头观”为高岗带来红利，但客观而言，高岗除了资历，也凭个人能力接住了这份红利——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绝不会重用庸才。
1941年担任西北局书记后，高岗协助毛泽东处理党务政务，并具体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边区能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高岗功不可没。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决定抢占东北，高岗主动请缨前往东北。次年6月，东北局调整人事分工：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但因性格与专长所限，主要专注于指挥作战，其余事务概不过问。后勤与地方建设等工作，便由东北局副书记高岗负责。
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林彪需要弹药，高岗便筹措弹药；林彪需要粮草兵员，高岗便组织输送。总之是有求必应，保障有力。
辽沈战役期间，高岗为前线筹集并运送了8000万斤粮草、8000桶油料，动员160万民工支前，确保了战役的后勤供应。
战役结束后，百万大军即将入关，林彪动情地对高岗说：“老高，没有你，我打不了胜仗。”
可以说，从西北到东北，高岗始终负责后勤与建设工作。这一角色，一直延续到抗美援朝时期。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下达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此时已身兼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成为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短时间内，他领导东北各部门开辟三条运输线，向朝鲜前线持续输送兵力、粮食、弹药等物资；后期苏联援助的物资，也需经高岗组织转运。
因此彭德怀曾说，志愿军在前线打胜仗，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高大麻子”，一个是“洪大麻子”。没有他们，志愿军难以取胜。
“高大麻子”即高岗，负责后方物资调度输送；“洪大麻子”是洪学智，以志愿军副司令员身份负责前线后勤保障。
这一时期的高岗，是能臣干将，是毛泽东倚重的得力助手，也是众多将帅眼中可靠的战友。然而，也正是在抗美援朝爆发的时间节点上，任弼时逝世了。
任弼时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左膀右臂，也是中央领导集体中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的突然离世，对党和国家、对毛泽东本人，都是重大损失。
位置空缺，便需有人填补。毛泽东也需要寻找有影响力、能担当重任的得力助手。
于是，高岗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
加之建国初期，各大行政区权力较大，需适度调整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此背景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局面随之形成。
“五马进京”意在调整地方权力格局；而高岗这“一马当先”，实则也是接替任弼时留下的空缺。
（二）
1952年底，高岗进京，出任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至此，中央高层形成刘分管党务、周分管政务、高分管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主管经济工作，倒也符合他长期从事建设的专长。而说起与毛泽东的关系，高岗比其他人更为亲近。
当时他们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一号楼。毛泽东的办公室在一楼，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办公室均在二楼。高岗来京后，办公室也被安排在一楼，与毛泽东的办公室斜对门。
毛泽东有事时，打声招呼就能把高岗叫去；若有重要文件，他批注后也常派人送到高岗办公室征求意见。那时还有个“中央小会”，领导人常聚在一起议事。
毛、刘、周是有空便参加；朱老总因年事已高，有时未散会便先行离开；而高岗则是每会必到，自始至终不曾离席。有时散会后，众人皆已离去，毛泽东仍会留下高岗单独谈话，往往一谈便是一整夜。
天亮后，毛泽东回去休息，高岗则直接前往上班。
朱德见状不免担心他身体撑不住，便趁高岗前来拜访时，一边对饮一边问道：“小高啊，你太能熬了。每次开会我到白天就不得不走，实在受不了。可散会后老毛还要找你谈，你怎么受得住？”
高岗饮了一口酒，答道：“我没什么，还年轻，身体好。老总您放心吧。”朱德仍不放心：“小高，我和老毛共事多年，他学识广博，尤其熟读古书。”
高岗不知是否听懂了话中深意，只是默然饮酒，未再接话。读到这段对话，令人不禁感慨。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高岗此番进京确属“一马当先”。重要文件后面的署名排序，曾一度从“毛、刘、周、朱、高”渐渐变为“毛、高”。
高岗自觉如此排列不妥，多次要求纠正，方才恢复原序。无论如何，当时上下皆知毛泽东对高岗极为器重，用心栽培提点，期望他能担当大任。
所谓“担当大任”，便是如前所述，接替任弼时留下的位置，对另外“两足”形成制衡。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会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亲自嘱咐高岗调阅东北敌伪档案，查找1929年刘少奇在奉天被捕时的记录。
若是坚贞不屈，自然无妨；倘有不够坚定的表现，这份记录便可成为随时可用的利器。能让毛泽东亲近信任至此的，实在没有几人。
（三）
当然，如果简单地将毛泽东让高岗制衡另外两位理解为纯粹的个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他们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路线与组织方针。
1949年，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发表了一段讲话：“要尽量让农民发家致富，使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但也要引导农民从个体向集体发展，系统地建立供销合作社，使农民免受商人剥削。”
他的主张是反对农民完全自由竞争，坚持无产阶级政权对农村经济的领导。会议结束后，东北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并送交中央组织部征求意见。
刘少奇与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研究后提出：“现在的变工互助组能否发展为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将来具备了机器耕作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他们的观点是应允许一段时间的自由竞争，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高岗与刘少奇未能达成一致，便将相关材料上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不满形于颜色”，明确支持了高岗的意见。
1951年，类似的争论再次出现。
山西省委提交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其中提出：“将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因素，在互助组织中逐步增强，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向前推进一步。对于私有基础，不应当巩固，而应当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报告经华北局呈报刘少奇后，他批示道：“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各负责同志一阅。”
在这次争论中，高支持山西的意见，教员支持高的态度。薄反对山西的意见，刘支持薄的态度。
可见关于以后走什么路的问题，立国初期就爆发了普遍争论，东北和华北，高层和地方，都有各自的坚持，都有各自的态度。
以上是和刘的争论，而和周的争论焦点在于新税制改革。
1952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新税制，规定不分公营和私营一律平等纳税。这份政策是公平的，但结果却造成公营企业多纳税、私营企业少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
而且新税制颁布之前，政务院没有向中央汇报，教员有些怒： “修正税制之前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和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的比中央还重，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现在是过渡时期，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这是个问题。”
因为和两人的争论，教员便趁五马进京的时机，在人事和组织上做了新的安排。政务院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高负责经济。政法工作由董、彭、罗负责。财经工作由陈、薄、邓子恢负责。文教由时任宣传部长负责。外交由周负责。组织部由饶负责。
经过这次安排，周实际上被剥夺了政务院的最后决定权，刘的人事权被克制，高则成立了所谓的经济内阁，再加上人尽皆知的教员宠信，高实际上成为第四号人物。
如果就这样下去，教员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一来三足鼎立互相制衡，二来在路线和组织上有左膀右臂，大事小事都能帮衬一把。
至于说换人，那不是说换就能换的，必须先承认山头，等时机到了再瓦解山头，这些都需要时间，现在的任务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高却理解错了，他以为教员真的要换人，结果就飘了。
（四）
高这个人大大咧咧的，说好听点是不拘小节，说不好听点就是粗鄙少文。
几十号人闷在会议室里看材料、轮着发言，他倒好，裤腿一挽，当场搓腿毛，把搓下来的那撮毛拧成一股，掏根火柴“嗤”地一点，烧得满屋子焦糊味。旁人捂着鼻子瞪他，他眼皮都不抬，继续吞云吐雾——烧自己的毛，让别人咳嗽去。
就这德行，指望他周密？天方夜谭。
可自打他成了“第四号”，忽然觉得自己把教员读透了，野心被一把错估的东风吹得旺起来，撸起袖子专干一件事——倒刘。
偏偏那会儿安子文递了份“八大”政治局名单，薄在，林不在。
名单落到教员手里，教员当场拍了桌子：“一个副部长，也敢排座次？到此为止，敢外泄我收拾你！”安当然没胆子私拟，不过是拿别人的石头探路。
教员把名单顺手给高看了一眼，补一句“看完就烂在肚里”。
高满口答应，回头却从纸上嗅到血腥味：“林是苏区出身，又是扛枪的，名单没他？什么意思？”
于是“白区党”“红区党”的高论出炉：教员算红区，刘算白区，江山是枪杆子打的，印把子却攥在白区书生手里，得翻个底掉。
他挨家挨户散播那份名单，话里话外：白区要动红区，红区再不抱团，等着被一锅端？
一句话，高不再是个体，他成了“苏区老军”的旗，彭、林一干人马齐刷刷站到他身后。
1953年6—8月，财经会开会，高带头炮轰薄，明摆着拿薄当撬刘的支点。
会间，他更领着十几号人浩浩荡荡奔西山看林——名单没你？
可我们抬着你。战吗？战啊！
饶本来就跟刘有私账，再被高一鼓动，立刻在组织部倒查“名单案”，顺着安子文摸到刘，9月组织会上掀桌批安，炮火直指刘。
后人爱说“高饶同盟”，其实俩人先前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同期动手，不过目标撞车。可他们生怕别人听不见，锣鼓喧天，一路炸出庐山外。
连叶都忍不住问：“有薄无林，怎么回事？”教员一愣：“谁漏的风？我得查。”转头冷着脸问高：“是不是饶？”——这是给台阶下。
高不接，打太极：“饶不至于吧？”教员心里“咯噔”一下：玩脱了。
原本只想拿秤砣压压分量，结果俩人直接想掀秤盘。
再让他们闹下去，红白分家、军政分家、央地分家，一场朝鲜刚打完、国内正要撸袖子建设的局，非得裂成八瓣不可。
1953年，要的是抱团，不是撕袄。
教员决定收网，仍想留条活路：让刘、陈、高坐下来，各打五十大板。
刘、陈把检讨写得血淋淋，高却浮皮蹭痒。
教员寒心，12月24日扔出那句“两个司令部，一个吹阳风、一个吹阴风”。话一出，高嗅出风向，心里凉了半截，可还硬撑。
教员再给他一次缓：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前，听说高想奔杭州解释，教员回话——“别来了，先跟刘、周、邓谈谈，看还有救没。”
三轮谈话，高咬死不认错，气氛僵成铁板。据他夫人后来说，去谈之前，高在裤裆里缝了二十来颗安眠药，万一被扣，当场下线。
枪林弹雨几十年，一点磕碰就寻死，抗打击能力属实感人。路线得罪刘，职位得罪周，又不低头，教员想拉也拉不住。
硬保他，就得跟两位副总理撕破脸；要团结，只能扔卒。
怎么选？答案显而易见。
于是，昨日还风头无两的高，转眼成了批斗主角，饶也被顺带绑上。
如今回头看，高并非彻底死棋，前提只有一条——活着，再熬十二年。
教员也确实给他留了后门：1954年2月批完以后，打算让他回陕西当地委书记，以后再说。结果话还没传出去，就听说高又吞药自尽。
教员听完，脸色铁青，冲秘书甩一句：“西北别再提，随他去！”高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此折断。半年后，他再次吞药，把自己彻底作死。
人死灯灭，案子钉成铁案，饶也跟着白耗二十年光阴。
1955年4月，处理结果公布：林补高的缺，进政治局；三年后，升副主席。
历史翻篇，驶入新轨道。
写到这儿，两句老话自动蹦出来：
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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