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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祥
来源：原载于《周刊》
邱会作是解放军后勤部门的元老，他从红军时代起便从事军队后勤工作。从1960年到1971年，他是解放军首任总后勤部部长。
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和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李作鹏一起被捕，此四人被称为林彪的“四大金刚”。
落马、审判、关押、出狱、地方安置，四人的后半生命运皆如此。除了黄永胜由儿子黄正写了一本纪实文学著作《军人永胜》，其余三人皆留下了回忆录，全在香港出版。
这四位曾经的军队高干早早脱离了体制，所以他们的回忆录跟从体制内离退休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相比，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邱会作的回忆录，虽然真实性需要考证，但写得尤为详细。
生命中的两个重要时刻
在邱会作大起大落的一生里，有两个时刻让他终生难忘，或者说这是改变他的命运的转机。
1934年的金秋十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邱会作做了许多后勤筹备工作，他不仅了解中央机关将退出中央苏区的秘密，还更清楚红军的真正实力。
国家政治保卫局担心，邱会作开小差会给全军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便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处决）。
某个黄昏，邱会作被突如其来的人绑了起来，来人给他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不管邱会作百般辩解和喊冤，他还是被绑赴刑场。
就在半路上，迎面走来了周恩来、邓发和邱会作的上司、军委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据邱会作回忆，他死死盯着面带惊愕表情的周恩来，周恩来扭头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
这句话救了20岁的邱会作。死生一瞬间，邱会作念念不忘这次脱险，他把罪责归到王明的左倾路线上。
他得以幸存，但许多后勤部门的战友死于政治保卫局的清洗。政治保卫局的大清洗，带给邱会作以及同仁们深深的恐惧，这些恐惧远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们只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工作，谨慎得不敢多说话。
另一幕场景，是1971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来开会的“四大金刚”在这里被捕，在被带走前，邱会作噙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多年以后，邱会作一直坚信，虽然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当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唯有如此，活着才有信念。
邱会作被中央警卫团战士带到地下室，直接上汽车，两边各有一名警卫人员将他的双手紧压住。当汽车进入位于顺义的卫戍区警卫3师营房时，邱会作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红军时期的惊悸虽然来势汹汹，但很短暂，只是瞬间决定了他的生死。而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被捕，使邱会作就此从高位上跌落，且相比较“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众多党政军干部，邱会作没有获得平反的机会。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戎马岁月
在这两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外，邱会作的一生相比其他高级军官的回忆录，要显得平淡、枯燥些。这是由邱会作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于后勤工作。征粮、征集物资、筹办军饷、办副业生产、记账、建设兵站……
后勤岗位上缺乏一线指挥员亲临矢雨指挥战斗的种种精彩故事，因此在写回忆录时不容易出彩。但不惊心动魄并不意味他的工作不重要；相反，后勤工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战争说到底还是比拼资源消耗的过程。
邱会作是江西兴国县人，此地因“盛产”解放军将军，而被冠名为“将军县”。邱会作的一家三代都参加了苏维埃工作，祖父是检查站站长，父亲是村土地委员会委员，母亲是妇女挑担连的排长，哥哥早他加入红军并在长征中阵亡。邱会作从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做起，15岁加入红军，最初是当“超编的传令兵”。
邱会作还算读过几本书，这在红军中比较难得，所以他马上转任连部的文书。在执行完一次新兵护送任务后，他被调到团部宣传队任宣传员。邱会作见证了清洗AB团运动，年幼的他一度以为自己所加入的共青团就是AB团，惶惶终日。他平安度过了反AB团时光，但亲眼所见刀砍脑袋、石头砸头的处决情形让他记忆犹新。
中共定都瑞金后，邱会作进红军学校学习马列理论、战斗条例、天文地理、数学和财务原理。他认为接触这些全新的文化，是一次启蒙教育。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总供给部，从此走上漫长的后勤工作之路。他最初担任机要统计员，统计全军人员、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除了部长杨至诚和政委叶季壮外，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这些机密。
长征前夕，除了差点丢命的那幕惊险外，他奉周恩来命令完成了一项机密任务——炸毁兵工厂、药品材料厂、仓库，埋掉浮财。一切工作由他指挥政治保卫局的一个班来完成。
长征开始，邱会作主管供给部队的行军，虽不需要冲锋陷阵，但负重翻山越岭不是容易的差事。沉重的负担让运输部队苦不堪言，最终中央同意轻装行军。邱会作因工作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
四局主管军务、行政和军委直属队的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有一件事让邱会作津津乐道，到陕西哈达铺时，邱会作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堆过期报纸。毛泽东正是从这里发现陕北有刘志丹红军活动的信息，这可视为改变历史方向的偶然事件。
红军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供应局长，为东征做准备。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
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大军云集在土地贫瘠的陕北，吃饭和穿衣成为迫在眉睫的两大难题。邱会作及后勤同事们想方设法多方经营，也只能让大家吃个半饱，最后靠两种解决方法并行：军队开展生产，从延安分流更多人去各根据地。邱会作本人也被派往胶东，后改为豫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他于1943年受令回延安培训，在安徽到延安的路上跋涉了13个月，导致错过了延安整风。
抗战结束后，邱会作被派往热河，随后转战东北，任八纵政委，军队改番号后任第四野战军45军政委。之后的履历便是辽西会战、平津会战、衡宝战役。
从高处跌落
邱会作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对于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是一次重要学习机会。尤其是后勤工作，这是解放军首次走出国门作战，无法有效依仗就地征收和民工运输的两大法宝。邱会作在1954年重返后勤战线，从广州调往北京。
在全军现代化建设的草创阶段，邱会作面临的困难很多。国家经济实力的虚弱，使得主管物资分配的总后因为手头匮乏而很难处理好各部队提出的要求，挨骂成为常事。
同时，很多功勋卓著的战将们以内战时期的经验，认定后勤不过是管柴米油盐的，只有看病需要点技术。因此，很多退居下来的人被塞入总后任闲职。
邱会作一方面要在一片空领域里规划建设框架，一方面要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凭这点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精细能干的人，因为任何改革都是触动特定群体利益的事。
医疗卫生、财务制度、军服、物资供应、总后机构……邱会作做了一系列的修改调整，还有完成选择后方基地、战马生产等任务。
三年饥荒时期，邱会作配合国务院的工作，调拨军队储备粮救济各省。他还秘密造访地方视察灾情，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在广西横县，县委书记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只会流泪示意，直到吃了邱会作一行带来的粮食后，方才能坐起来交谈。
困难形势下，全军只好开展生产救荒，并取得了效果，但邱会作也受到不少指责，如与民争利、破坏资源、生活改善会影响训练、出生产事故等等。
熬过困难期后，又开始大力建设国防，到了1962年，则是全面备战。邱会作的最大任务是要准备300万军队作战一年所需的物资，他耗时6年完成。
此后，波及党政军高层的政治运动一波波卷来。先是罗瑞卿被打倒了，紧接着是“文革”爆发，邱会作被总后的造反派“红纵”揪斗一番，后得到林彪和周恩来的保护而脱险。
随着林彪地位的升高，邱会作作为亲信自然步步高升，他在1967年成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直至林彪事件。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公审时，邱会作的罪名是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迫害他人。
邱会作不承认这些，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林彪是清白的。这样的理念一直伴随他度完余生。
当他下葬到故乡兴国县后，一块石牌上刻着周恩来在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称赞他是“称职的后勤部长和坚定的老红军”。
2002年8月5日山东股票配资网，邱会作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低调举行，官方没有以“同志”称呼。历尽荣辱盛衰，一代风云人物就此化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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